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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然，既然筹划设立安蛮都护府，作为正三品的机构，也要设立一个京师会馆，建设部要预留其建馆用地。

    李纯虽然不想搞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活动，但还是要借机敲打一下地方，他让中书省拟了一道诏书，发到国内各地和夷人十路。

    诏书里指出了各地设立京师会馆的乱象，不点名地批评有些地方浪费公帑，盲目攀比，投入巨资建设京师会馆。

    会馆仅少部分用于公务活动，特别是州县的会馆，损公肥私、借机揩油的现象更加严重，要求州县的京师会馆，在三个月内全部处置掉，各道、路全部在朝廷在政务区划定的地方，重新建设京师会馆，受到监察院的监管。

    在诏书的最后，还把那一百多个州县的会馆名单列出来，让这些州县，均以召开政务会的方式，进行集体检讨、悔过，并将每人发言的内容形成会议纪要，三个月内全部送到监察院，如有拖延、违反，监察院将对相关州县进行专项调查。

    各地的京师会馆处置的方式，基本上是变卖给民间的企业，改为宾馆、饭店、公寓，或者用于商务、办公，算是给夏原主城区又腾出了一些空间。

    由于要求各道、路两年内必须将京师会馆迁到政务区，时间比较紧，各道、路立即在建设部划定的地方，按照标准的规模，重新进行建设。

    政务区的各地会馆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可以互相监督，而且离监察院很近，就在朝廷的眼皮底下，李纯也不怕他们再敢玩猫腻。

    自元和28年，四大生襄参与征蛮以来，四个生襄地区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

    首先是官员配备，在都护府一级，除了五人政务会、下属各局的官员，后面科级官员（比州郡的科高一级，列为官员），也全部由华人担任，整个都护府一级，牢牢地被朝廷派去的华人官员掌握。

    在领一级，原有的生襄贵族，都争着去蛮人地区升官发财，带走了很多人，领一级的五人政务会成员，全部换成了华人担任，各领的级别也从正七品，升为正六品。

    为了在蛮人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，在每个蛮人域约抽调3万襄人过去，每个生襄对应两个蛮人域，也就是每个生襄地区各自抽调了约6万人出去，这些大都是他们的贵族和精英，以及他们的亲眷。

    总体上，各生襄贵族的势力，基本上被连根拔起，转移到了蛮人地区，剩下的主要是平民襄族，朝廷基本上完全掌握了四个生襄地区。

    随着朝廷的四襄控制力的增强，对国内华人到生襄地区发展也有所放松，四大生襄的牲畜、矿产、特产等物资贸易，基本把控在华族商人手里。

    有的华人在当地的生意做大了，就居留在当地，苏武城、归化城、文金城、太和城都有不少比例的华人在那里经商、生活，成为当地的财阀。

    其中归化城最适合华人生活，而且又位于亚欧铁路的节点，先后吸引了近八万华人过去，加上当地的晋襄族，归化城有一半人是华人面孔。

    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，回鹘的牛羊、矿产，安西的葡萄酒、硫磺、哈密瓜，吐蕃的虫草、牦牛、松茸，南诏的木材、药材、普洱茶，等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内地。

    内地的工业制成品、布匹、服装、陶瓷、奢侈品等物资，也不断地流向四大生襄地区，丰富了生襄地区的物资品类。

    为了促进生襄地区发展，朝廷在四大生襄没有采取特别关税政策，也就是相当于国内跨省交易一样，只有茶叶和酒才会加征点关税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，就加速了内地和生襄地区的贸易往来，生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内地和夷人地区之间，居民的生活总体比夷人地区高一个档次。

    为了促进四襄的教育，朝廷也在这里逐步建立了以汉语教学为主教育体系，也就是说从小学开始，就落实汉语教育，各襄人的语言可以说，但是不纳入教育体系。

    由于每个生襄地区人口有限，平均两百万左右，而且重要的岗位均由华人担任，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不大，所以教育只办到高中、中专。

    因为襄人使用汉语教育，学习起来比较费精力，所以这里的小学是六年，初中四年，高中、中专也是四年，高中、中专毕业以后，就可以到政府机构、学校、医院等处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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